特约评论员：杨卫平
按照原定的四年半刑期，“709”大案当中的王全璋律师本应该于今年4月5日刑满获释，然而，据维权网报道，大陆当局却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借口，将其送往山东济南老家，实施变相软禁。其妻李文足和儿子因为疫情，身在北京却无法和王全璋团聚。
北京是王全璋入狱前的常住地，按照法律规则，他在出狱后应该回北京，而不是济南老家，除非家人这样要求。即便有王全璋的字据为证，鉴于他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也不足为凭。然而，在其出狱前两天，家属就得知，王全璋将赴济南，且家属不得接见。
为此，妻子李文足提前发表文章，向外界传递了这一信号，文中显示出了她对当局这种做法的愤怒。“709”案当中的受害人妻子王峭岭、原珊珊、刘二敏于清明节和新冠肺炎死者哀悼日当天，公开致信司法部、公安部，要求不要使“中国法治的吹哨人”王全璋陷于家人分离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全璋出狱前两天，包括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人权捍卫者等12个国际人权团体联合发布了《关注王全璋获释后人身自由之联署声明》，显然，这种声明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因为江天勇律师等人的前车之鉴。王全璋作为有影响力的维权律师，当局很可能不会轻易让其获得自由。
果不其然，王全璋在出狱后，未见亲人的面便被强行押解回济南老家，开始进入没有高墙铁网的监狱，成为了又一个江天勇。虽然警方一度向王全璋的家属承诺，将对王全璋隔离14天，然后允许家属探视，也允许他离开济南。不过，外界对这种承诺并不信任，因为一旦“隔离”期满，当局不知道又会以什么理由继续限制其人身自由。
新冠肺炎疫情在大陆大爆发之际，湖北、山东、浙江多个监狱被发现在押人员集体感染的情况，其中，包括山东的任城监狱，该监狱确诊病例高达207人，事后，山东省司法厅厅长解维俊等16人被纪监部门问责处理。王全璋服刑于临沂监狱，距离任城只有190公里，迄今为止，尚未看到该监狱有人被感染的消息，不知道是真的无人感染还是相关信息被封锁。
监狱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虽然人员流动性小、且自带隔离属性，然而，外来的病毒输入有多种途径：监狱的看守人员、新进的获刑人员、监医、前来探视的亲属，甚至采购的生活物资等等，都可能成为传染源。在多个监狱疫情爆发过后，据官方报道，诸如此类的特殊场所管理更为严格，很多看守人员长期不回家，对新进者，也会进行严格检查和分开关押，以确保在押人员不受感染。但是监狱的清洁卫生条件和囚犯的健康状况都提供了病毒传染的条件。
王全璋在临沂监狱长期关押，适逢庚子之疫，官方没有向家人提供任何有关他是否得到病毒检测的信息，也不清楚在任城监狱疫情爆发过后，临沂监狱是否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即使王全璋未被感染，而且已有在监狱里被“隔离”的一段时间，按说，只要所在监狱真的没有爆发疫情，他在刑满之日获释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当局却要将其强行送回济南老家“隔离”。官方是否在以这种方式告知世人临沂监狱里有囚犯被病毒感染了？
如果王全璋真的在14天后人身自由不再受限，那么，临沂监狱显然存在瞒报疫情的嫌疑，否则，对他采取措施完全没有必要，无法自圆其说。临沂监狱官方应该公开说明，是否这段期间所有获释人员都一律被强迫隔离14天？ 这项强迫措施是否专门针对良心犯的歧视性措施？否则，不让王全璋回北京与妻儿团聚就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不希望他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坚持呼吁他自由的家人见面、与京城的朋友、律师同道、记者、一直关注他的外国驻华使节见面，揭露他所经受过的折磨，继续从事维权工作。
众所周知，“709”案是一个震惊中外的人权大案，在习近平君临天下以来，尚无其它案件的人员关押规模能够超越此案。王全璋律师作为该案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让当局十分忌惮。不仅将其下狱，而且长时间不让亲属探视和大肆株连，警方长期骚扰其妻儿，导致其子多次失学。王全璋及其家庭成员的遭遇，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王全璋在被警方抓捕一千二百天过后，于2018年12月26日被安排闭门审讯，2019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罪名为“颠覆国家政权”。这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政治罪名，一大批敢言敢为者被定此罪下狱。在大陆，维权律师早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职业，从业者不在监狱，可能就在通向监狱的路上。
如今，王全璋名义上已经刑满获释，可是，他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新的大监狱，这种命运在习近平当政过后基本上没要悬念，从江天勇到王全璋，这类故事正不断上演，给大陆当代人权状况提供着生动的注脚。
不管是根据大陆的法律法规还是相关的国际文本，限制王全璋选择住所的自由权利均没有法理依据。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获释人员即使在剥权期，也不该继续被官方“指定居所”监控。
因为是世界新冠肺炎的疫源地，大陆政府饱受诟病，全球疫情的爆发，导致世界秩序和经济遭受出乎意料的重创，大陆当局在国际社会面临日益孤立的处境。在此，希望当局悬崖勒马，顺应民心和历史、世界潮流，还王全璋律师彻底自由，并释放所有良心犯。
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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